中国文明起源埃及?
编辑时间:2020-06-15 作者:

中国文明起源埃及?

  中华文明号称拥有五千年历史,但真正具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始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此前的历史年代则模糊不清且不一致,仅只有各王的世系记录,因此中国文明的最早起源至今仍没有定案。

  于是中国政府在1996年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旨在探寻华夏民族的真正起源。但该计划的动机被许多西方学者批评,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和民族主义而非学术性的考古工程。果然,2000年该工程结束发表成果后,其结论和研究方法引起了中西学术界的质疑。虽然最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收场,但研究过程却意外出现了另一个理论:中国文明起源于古埃及。

中国文明起源埃及?

  1996年,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中国地球化学家孙卫东在科技大学的放射实验室里,负责为两百多个青铜器皿进行分析,其中部分出土于殷墟遗址。而他发现商朝青铜器的放射性活度与古埃及的青铜器几乎拥有相同的性质,这说明了製作器皿的矿物来源相同,都是来自非洲的矿产。

  在当时这很可能会引发巨大的争议,于是孙卫东的博士指导教授阻止他呈报上去,并要求他交出数据结果后将他调到了另一个研究项目。但这没有阻碍他对此重大发现的兴趣,近年来他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埃及」理论不但在国际发酵,中国民间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埃及?

  主流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技术最早是由西北方的民族,穿过古代的丝路路线传进中原地区;但孙卫东主张,他们其实是从海路传进来。根据他的说法,将青铜器技术引入中国的是西克索人(Hyksos),西克索人在公元前十七世纪从中亚入侵埃及东部推翻了旧有王朝,并建立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直到他们后来被古埃及人驱逐。

  孙卫东指出,西克索人当时拥有的所有技术,几乎与殷墟遗址中发现的相同,像是青铜冶铸、马战车、文字和驯养动植物。此外,由于学界已经知道西克索人已经拥有造船打仗和贸易的技术,让他们能扬帆驶向红海和地中海;因此孙卫东猜测,当时有少数的西克索人带着其青铜器技术和文化,逃离了这个正在衰败的王朝,而最后落脚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中国。

  虽然学术界对他的理论抱持开放态度(网路上则大多是谩骂),但它仍属非主流理论。自九O年代以来,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都已经接受,许多拥有青铜器时代技术的民族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迁移来,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次从中亚直达中原地区的大迁徙。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缓慢、横跨北部边疆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过程,透由贸易、贡品和嫁妆等方式引进。

中国文明起源埃及?

  事实上,孙卫东的西方起源理论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在更早之前曾被重视过。当晚清的国力严重衰退并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时,反清的知识份子便开始认真审视中国文明的根源,并首次找到了与西方有关的论点。他们被法国语言文献学家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于1892年出版的《中国早期文明的西方起源,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200年》(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所吸引,这本书在1903年被翻译成中文,拉克伯里将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易经》的卦象对比后,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的论点,而黄帝则被认为是带领人民离开中东的国王奈亨台(Kudur Nakhunte),并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迁移到黄河流域的中原各地。

  清末民初的史学家刘师培是第一个大力推广「巴比伦起源」的学者,而到了1915年时该理论也已变得普遍,甚至连袁世凯和孙中山等政治人物,都曾公开支持该说法。此外,民初的革命派不仅认为「西方起源说」是欧美最新的科学观点,而且还带来了一种希望:正因为与其他伟大文明具有相同的祖先血缘,所以中国没有理由无法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但这个说法在1920至1930年代初期逐渐式微,由于日本侵略升级和民族主义政治抬头等因素,中国历史学家希望西方帝国主义能远离中国,该说法也失去了吸引力。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以及商朝文化遗址。最终,「西方起源说」被另一个折衷的论点取代:中国文明双重起源理论。该说法提出,由于东方的新石器文化往西迁移,并遇到了从西方往东迁移的另一个新石器文化,接着民族融合形成了最初的商朝文化。当时该论点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一直到1950年代。

中国文明起源埃及?

  1949年中共建国后,中国考古学开始朝更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前进。用亚洲历史学家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的话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科学界蒙蔽了自我,民族主义和专制政权要求解读考古证据,必须要能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原生性,而非外来迁移。」已故异议人士,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家童恩正曾写下:「1949年后,毛泽东实施了全面的反西方政策,最终演变为完全排外。而中国考古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许多影响。」

  虽然意识型态的偏见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渐消退,但中国考古学的终极目标仍然想「拼凑」出一段民族历史,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96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李润权说:「考古学的作用经常沦为民族自尊心与合法性的代言人,除了解释民族起源,某种程度上是为其语言、文化和领土正当性辩护。这代表了绝大部分的考古学传统背后,都被民族主义的冲动所驱使。因此像以色列把考古重点放在旧约时期;北欧各国则侧重于维京人。而我们应该质疑的重点是:研究学者在过程中是否能保持其科学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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